父亲和母亲——何方口述片段之十四
邢小群采访何方，始于2004年5月22日。迄今已经20年。当时何方先生82岁。在口述基础上完成的《从延安一路走来——何方自述》，由刘火雄责编，于2015年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2017年10月3日，何方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5岁。
一个月前，我们重新翻看采访何方的录音整理稿，感到与已经出版的《何方自述》相比，各有千秋。在细节的生动性，文字的口语化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于是在公号上选登了十几段，受到读者的欢迎。有人鼓励我们继续发表；有人希望看到全文，先睹为快；有人对人名、地名的个别笔误，提出更正意见。对此，我们十分感谢。当然，也遇到阻力。为了不拂读者的美意，我们决定从头开始，展示何方口述的录音整理稿——
我原来叫李彦贤，现在的名字叫何方，出生于1922年10月18日，现在82岁。我一到延安参加革命，就把名字给改了。为什么把名字改为何方呢？一来是为了避免国民党给家里找麻烦；二来也有点赶时髦。因为不但共产党的领导人有许多人改名换姓，而且不少文化人也喜欢用笔名，如鲁迅、茅盾等。当时有这么一个潮流，参加革命后都想把名字改了。我学的是鲁迅和丁玲。那时候看这些人的新小说，得知鲁迅的母亲姓鲁，父亲姓周；丁玲的母亲姓丁，父亲姓蒋；两人的笔名都随母姓了。我母亲姓何，我就姓何吧，而且何家一个人也没有了。为什么名字叫‘方’呢？原来我选择的是何其芳的‘芳’。后来我在抗大当了助教，同事霍士章说，要那个草字头干嘛？叫何方还有点诗意。我一想也对，这样写起来也简单，就把那个草字头扔掉了。结果何方这个名字就一直沿用到现在。
我是陕西省临潼县人。早在公元前二百多年，秦始皇就在这里建城，设立了骊县。在县城的东西两边，有临河和潼河。北宋把县名改成临潼。到我出生时，临、潼两条河流已经干涸，只有河沟还在。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在县城北十多公里的地方，从西向东流过。所以临潼人称南依骊山，北带渭水。老百姓的说法是：“头枕白鹿观，脚蹬渭河岸”。临潼历来是西安的咽喉门户，县城离西安钟楼只有二十五公里远，现在快和西安联成一片，县也被改为西安市的一个区了。
临潼早就以自己的独特文物古迹和人文景观闻名中外。在骊山，周幽王为博得褒姒一笑，点燃了烽火墩，引来附近诸侯率兵来救。后来等到申侯勾结犬戎来犯时，再点燃烽火墩已经不起作用了。这导致了西周的灭亡。现在骊山顶上还存有烽火墩的遗迹。在县城东边5公里处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被认为世界第八奇迹。来中国访问的外国政要愿意前往参观一下。里根总统看了之后说，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到这儿来看看。在县城东边10 公里处的新丰地区，有楚汉相争时的鸿门宴遗址。为什么叫新丰？刘邦称帝后把父母接了出来，让他们住到长安城边。可是他的父母思念家乡，十分苦恼。刘邦就仿照沛县故乡修了一座新城，取名新丰，并且把整个村子的人都搬了过来。骊山的长生殿和在华清池，演义过唐明皇和杨贵妃的各种故事，成为许多唐诗的题材。白居易的《长恨歌》说，“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到了现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发生在这里。蒋介石被擒之处的骊山虎板石，已经成为游人必到的景观。国民党时期十分重视这个地方，命名为“民族复兴纪念石”。邵力子、吴铁城、于右任等名流政要，在纪念石旁纷纷刻石留言。刻石的数量不小，解放后全都铲掉了，改建了一个捉蒋亭。“文革”后，我再回老家时，已经改了名字，叫做兵谏亭。西安事变前，蒋介石为什么不住在西安，而住到临潼来呢？当时担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的杨虎城曾经欢迎他住到西安杨公馆止园去，但是他不住。1953年我曾随驻外使节参观团来西安，就住在止园。听说有这么个故事。杨虎城原来给公馆起名紫园，取紫气东来之义。后来他的陕西省长职务被撤掉，情绪有点儿消极，就改名为止园，借此表明心迹。据说蒋介石看到止园二字后对手下人说，止字是中正的正字去掉头，不吉祥。其实更重要的是，他大概了解杨虎城倾向共产党。临潼驻扎的是东北军，蒋介石以为可靠些，所以他的西北剿匪司令部行辕就设在华清池五间房了。
我们家在临潼乡下，在县城西北四五里地。我小的时候，没有学校，没有火车，没有汽车路。那时用的是木轱辘车，一匹马可以驾辕拉着走。到我们那儿通火车的时候，我已经七八岁了。火车走陇海路，车站离我们村有一二里路吧。直到1951年，火车站还没有电灯，靠着点煤油灯卖票。一开始，老百姓没见过火车。火车第一次来的时候，两边挤着一大堆人看热闹。看的时候心情紧张。我也跟着紧张。火车离着老远就噗哧噗哧地响，到跟前，突然“呜”这么一叫，一冒汽，吓得好多人当场就摔倒了。
我们家的村子是高家庄。我小时候，全村三十多户人家，除了一家姓高，其余几乎全都姓李。李氏家族来自什么地方？传说是明朝的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大槐树底下移民过来的。也许是姓高的人家先来这里落的户，所以村名叫高家庄。但是高家人丁一直不旺，只剩下一户。从我离家到现在的六十多年里，全村户口增加了两三倍。我们的祖坟不在村子里，而是在骊山脚下。
我们家祖祖辈辈靠种地为生，世代务农。没出过有名气的人物，也没有几个读书成器的。有一个叔祖父念过点书，没有念出什么名堂，后来当了私塾教员。我上过他的学。我们这种人家没有族谱，我们那一带没听说过祠堂。我只知道祖父是家里的老大，但没见过，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惟一能把李氏家族拢到一起的，除了有一个共同的祖坟外，就是按辈分起名字。我的父辈排名新字。父亲叫李明新，叔父叫李日新。我这一代排名克字。我曾经叫过李克亮，这是上私塾时老先生给取的。这个名字没叫多久，我一上小学就把它给改掉了。我有一位堂兄名叫李彦圣，我就跟着他把名字改成李彦贤了。
宗族的惟一活动就是每年清明到骊山上祖坟。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立的祖坟。我反正每年跟着别人上坟磕头就完了。记得我小时候，每年只有几次休息不干活。一次是过年，一次是四月初八。老百姓要准备夏收了，就进一次城，买些农具。一次是清明上坟。上坟没妇女的份儿，男的多是小孩儿。每年清明节，几位长者召集全村李姓老幼，组成一群人去祭祖。我们这些小孩儿对上坟的兴趣很大。这个时节，小麦已经长得很高，我们成群结队、连玩带闹地经过麦地跑到坟场去。这一天可以不干活，到坟上磕了头，还能分到一个祭品馒头。馒头熏得雪白雪白的，非常好吃。我们上坟都是奔这个馒头去的。
家族内的矛盾也不少，经常干仗。但是如果有外姓来欺负，还是能够一致对外的。
我的家庭是从中农升为富农的。在中国北方，富农大多是靠勤劳、靠省吃俭用起家的。父亲一代有四兄弟。大伯、二伯都务农，只有四叔念过一点书，在村里教过私塾。我父亲排行老三。我的祖父不穷，起码是富裕中农。他去世后，每个儿子都可以分到二三十亩耕地。分地很有意思。每一块地都从东到西、又从南到北地按长幼顺序分成四块。
我父亲一个大字不识，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有两大特点。一是起早贪黑地干活，不知劳累。二是节俭到了悭吝的程度。他就是靠异乎寻常的勤劳和省吃俭用发家的。他一年到头不休息，全家人也别想休息。他总是把农活安排得很紧很满，冬天也不让大家闲着。白天不用说了，就是每天晚上，也都有活干。不是摘棉花，就是剥玉米。那时长安棉很出名。上海申新纺织厂在西安设有分厂。我们家种了很多棉花。可是收棉花时不是在地里就把棉花取出来，而是把成熟的棉桃整个摘下来，堆在房子里，等到农闲时，再把棉花从棉桃里取出来。这一干就是大半个冬天。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天晚上大人小孩围坐一圈，摘棉花或者剥玉米，谁也不说话，气氛非常压抑。因为父亲很严肃，不苟言笑，大家都不敢说话，都闷着头干活。父亲不说散，大家就都不能走，干得很晚很晚。每天晚上全家都瞌睡极了。特别辛苦的是妇女。我的嫂子是小脚，晚上和大家一起干，天不亮又得起来做饭，每天顶多只能睡五六个小时。嫂子就是因为自己睡得太沉，在喂奶时把她生的第一个女儿给闷死了，等第二天早上醒来后才发现的。
父亲在生活上也抠得厉害。平时只吃粗粮。小麦舍不得吃，用来卖钱。那时小米算粗粮，我们成天吃。小米从老家一直吃到延安，弄得我直到现在对小米也没有好感。除了小米，也吃包谷糁儿。吃饭没有菜，只有辣椒面、盐，顶多在小碟子的边边上放一丁点儿死咸死咸的腌香椿。醋随便用，因为醋是家里自己做的。我在家里没见过酱油，更不用说香油了。记得在读过书的四叔家里，他的妻子在家里挂了一瓶酱油，一瓶香油。这成了村里的一件大新鲜事。鸡蛋也不能随便吃，因为要用来换盐。只有过生日时，才能吃上一个炒鸡蛋。只有夏收时能吃上馒头和面条。因为夏收时家里要找麦客来割麦子。必须在两三天之内把麦子割完，活很累，所以吃面食。但是也吃不上多久，干活还比平时累得多。另外就是过春节，可以吃半个多月的面食，如包子、饺子等。平时只在家干活，不进城。让我们去赶集的机会不多。主要是在4月城隍庙庙会的时候。家里给小孩儿一个铜板或者十个麻钱，够买一碗豆腐脑、炒凉粉，或者醪糟、猪血。
父亲发家，一靠种地，二靠冬闲时运盐。运盐就是赶着牛车或骡车到山西运城，拉盐到西安，赚运费。我小时候就看到他掺假的活动。父亲在晚上把盐运回来，都会让全家忙碌一阵。用小米熬出浓米汤汁，掺到盐里去。这样，一百斤盐就变成一百一二十斤了。父亲腿上一个大包连着一个大包，因为在土路上赶大车，经常磕磕碰碰。运盐，家里的牛立了大功。牛的劲儿大极了，那么重的盐包压在车上，它一拱就能把车推走。这条牛在我们家干了十几年活，后来死了。死的那天，父亲母亲躺在床上，难过极了，活也干不下去了。村里的人分吃牛肉，他们两个连看都不看一眼。
我父亲对钱抓得死紧。他积攒的钱，对家里的人也保密。有一天晚上，他以为大家都睡着了，一个人在房上翻了一大片瓦。被我看见了，可我没吭气。大概是他偷偷存钱的地方被雨水冲走了记号，一时找不到了。他在生活上确实以身作则。干活那么累，每次回来的第一件事是找剩饭吃，就怕谁把剩饭倒掉。我在家里比较调皮捣蛋，剩饭懒得吃。家里种了不少柿子树，柿子可以随便吃。我就用熟透了的柿子拌饭，越拌越多，结果吃不完了，被父亲狠狠地训了一顿。
父亲勤劳苦干，省吃俭用，逐渐由中农上升为富农。会不会持家，区别很大。当年分家时，四叔分到大小相等的土地，三弄两弄，地却卖得差不多了。父亲的上升，还有一个机遇，就是1929年的关中大饥荒。那一年粮食值钱，地不值钱。用二十多个大洋，或几石粮食，就可以买一亩地。父亲让全家吃糠咽菜，省下粮食换地。单是那两年，家里一下子就增加了十多亩地。到我离开家的时候，家里已经有了四五十亩地。种不过来了，就雇佣了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小孩一年只挣三块大洋，大人十多块。那个小孩叫瘪蛋，大人我叫他秃娃哥。父亲不把工钱交给他们，帮他攒起来。给秃娃哥买了地，娶了媳妇，盖了房子，还把他妈给接了过来。他就从雇农变成中农了。土改时，他说父亲对他不错，被人整得够呛。
1958 年，父亲曾经到北京住了一段时候。还是既勤劳又爱钱。他没事情做，闲得发慌，就抢着打扫院子。扫院子的工人怕他夺走饭碗，就是不让他扫。他老问我要钱，我没怎么给他。他活到80多岁，在“文化大革命”中故去。当时我正在外交部干校接受群众专政，自然顾不上了。
我的母亲是个非常好的人，出身贫农，年轻时，家里很穷。父亲的元配妻子死了，三十多岁上娶了我母亲。我母亲善良、开通，我父亲不在的时候，她就偷着接济穷人。我和我母亲一条心，不理我父亲那套。我父亲和我哥哥一条心。他们要把这个家搞起来。我父亲和哥哥一离开家，母亲和我就偷些粮食和其他物品，该接济谁就接济谁，该给谁弄点吃的就弄点吃的。
民国十八年，就是1929年，西北大灾荒，我亲眼看到一个妇女在我们家对门晕过去了，把衣服都尿湿了。我母亲偷偷地给她弄了些东西吃。全村的老太太对我母亲的印象都很好。母亲和村里的任何人都没吵过架，村子里都把她当成善人。我的舅父很穷，父亲不仅不接济，还老逼着他还钱，他还不起，父亲就骂他。有一次我在家时，听到父亲把他骂得难听死了。母亲在一旁挺难过，没法说什么，只好一声不吭。我离家后，到1951年第一次回了一趟家。到家就先去看舅父，可是他早已死了。母亲不像父亲那么抠门。有时候我父亲不在家，她就偷偷地用绿豆换凉粉，给我们改善改善生活。我们那儿有来收头发的，她把一堆一堆的头发放到一起，给我们换麦芽糖吃。我嫂子也是非常勤苦的。母亲待她很好。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没有一次说过她。我嫂子一天劳累下来，晚上睡得太沉，把小女儿给捂死了。嫂子吓得半死，这可是母亲的第一个孙女儿呀! 可是母亲没有责备她，说，这不是故意的嘛，谁愿意把自己的女儿这样？她非但不责备，还进行劝慰，真是宽宏大量。
全国解放后，我和家庭取得联系。1950年，我调来北京，在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母亲和弟弟到赵堂子胡同来看我。我当时思想太“左”，竟没有陪她游玩过一次！多年不见，她显得十分高兴。她说，你走了，家里为你操够了心，还要经常应付国民党找麻烦，你对家里是欠了情的。她还说，我走后，听人说，我化装成了货郎担，已经回到老家一带做地下工作，正在别的村子，有人见到了；因为白天不敢回家，晚上可能回。这样，母亲就一连几夜依门遥望。自然，每次都以失望告终。1955年我从驻苏联大使馆回国后，母亲又来了一次，这次住了一个月。可惜我当时工作太忙，又很少在家，还是没有专门陪过她，还拒绝了她要东西的要求。母子相处时，似乎也没有多少话可说。她显得有点拘谨，把儿子当成“当官的”看待，表现出了相当的不平等。这些我当时并未在意，因为注意的是和成分不好的家庭划清界限。可是后来想起，感到后悔得不行。对母子关系，在困难时期后更有所觉悟，体会到母亲作为农民的纯朴，和自己的“左”得出奇。1956年有一天，我正在出席党组会，接到母亲病逝的电报。主持会议的张闻天问明情况，随即发话说，寄几百块钱给家里就行了，继续开会！我也没有提出奔丧的请求。此后经过一些人生波折，也许是人性的恢复，使我越来越感到，在母亲生前未能尽些许孝道，实在抱憾终生。每读到“树欲静而风不止”，我总会想到下句：“子欲养而亲不待”，生出无名的悲痛。而且愈到老年，就更多思念我那善良的母亲。我爱看京剧《四郎探母》，看到《别母》一折中唱到“千拜万拜折不过儿的罪来”，有时候就不免潸然泪下。
我有姐姐、哥哥、弟弟各一人。姐姐继承了母亲的美德：勤劳、善良、沉稳。她大我五岁。我是从小由她带大的。大人去田间劳动，看管我就成了她的任务。在我瘫痪半年多的生病期间，主要由她看护。那时我已经六七岁，只记得她每天要喂我喝盐水，抱我出去晒太阳，费力地把我拖来拖去。姐姐一生不幸，结婚不久，就失去了丈夫。1951年我回家时，曾见过她和她改嫁后的丈夫。后来我只写过几次信，寄过一些钱，为她买过眼镜和人参。没过几年她就病逝了，我也没有法子再报答她了。
姐姐一切都像母亲，哥哥几乎和父亲一模一样，全面地继承了父亲的习惯，对农活学得很快，12岁就能扶犁，村上传为佳话。他一生的理念就是吃苦耐劳，发家致富。他只求积累，不图享受，一辈子没过过好日子。当富农时神气了一阵，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花。我离家后，家里置地越来越多，土改时就被划为地主，房子、农田、牲口、浮财都被分掉了，日子自然不好过，但他的发家信念至死不变。作为专政对象，经常挨批斗。可他就是不甘心，一直省吃俭用、勤劳苦干。这样，过了五六年，他的经济状况又超过全村的平均水平。1958年大跃进时，他是被押着进行劳动的。那年“土改补课”，又被分了一次。四清和文革，一连被分了两次，他还是一样地勤劳，一样地拼命积累。1976年，干校对我的管制有所放松，我就请假回了一趟老家。二十多年的分别，许多家人我已经不认识，包括哥哥。晚饭时我问弟弟，蹲在旁边的那个人是谁呀？弟弟说，“他是咱们的大哥！” 就这样匆匆地见了一面。第二天一早，他又为挣钱而打工去了。他那时在给包工队当泥瓦匠。我在家住了四五天，他连一天工都舍不得耽误，一天假也舍不得请。弟弟说，大哥就是这种爱财如命的人，怎么批斗，他省吃省穿、总想发财的老脾气就是不改。我也觉得他有点不近情理，和久别的兄弟竟然连团聚一天都做不到。他也没有招待我吃过一顿饭。过了几年，他就因劳累过度病逝，年龄在60岁左右。
弟弟比我小10岁。我离家出走时，他只有四五岁，闹着要和我一块儿走。解放后，他本来有机会去新疆当干部，父亲硬把他留了下来。后来，他当了小学和中学教员，参加了共产党。此外，我还有个妹妹和弟弟。弟弟生下来不久就死了，我接着他吃母亲的奶，一直吃到我开始记事的时候。这使我得了霍乱大难不死。而同时染病的妹妹却死去了，当时只有四五岁。
我历次填写履历表，在家庭成分栏都填富农。文革时造反派派人去我的家乡外调，发现土改时给我家定的成分是地主。这样一来，隐瞒成分成了我在文革中的一条罪状。
相关阅读：